特斯拉将在全球裁员超10%

[⑤]因此，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加快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涂四益直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概念上的误用。法律保留原则历经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授权行政、授权明确、授权禁止层层递进的规范结构。

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不得不与君主、贵族达成政治妥协，形成民主与君主二元并存格局。先有国家法意义上的法律先定，再有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先定。如果说君主制与法治在特定环境下可以共存，而民主原则要求国家权力的分立，由此产生的民主与君主矛盾实难调和。以《立法法》第9条为例：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后世许多学者便按照保留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吴庚就认为：宪法已将某些事项保留予立法机关，须由立法机关以法律加以规定。

笔者猜测：与其寻找一个与优先既相似又有差异的汉语词汇，不如直接退回到德意志各邦国宪法所载的依法律规定这类表述，有意或无意地省略前缀vor，将vorbehalten限缩为behalten，直接翻译为留保。在1848年之前，议会只有同意权，缺乏决策权，此时的法律先定重在保障议会有权参与立法。一方面，强调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对同一个概念，刑法上的理解应当与行政法上的理解保持协调一致。

而且，体系解释所要探寻的制定法的意义脉络，也不能完全脱离可能的文义和其他解释标准。[法]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在此意义上，法律解释可谓是法教义学的基础作业。（2）《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

[30]这固然脱离了司法实践的现实，但是对于立法而言仍然具有不可放弃的指导意义。[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93页。

制定法国家的部门法，在立法时必然会追求法律的篇章结构呈现出一种形式逻辑的法典之美，至少在基本概念的外部形式上不能出现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受委托存管还是无因管理的财物，无论是死者的遗留物还是他人的遗失物，就其在法律性质上对行为人而言只能属于代为保管而不能僭居所有人这一点而言，都是相同的。但是，特定的经营活动这一描述存在边界模糊、可无限扩张的问题，甚至前四项规定的买卖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参与招投标、转让或收购公司股份等情形，都可以被评价为特定的经营活动，没有超出该表述的可能文义范围。这种法秩序的统一性，追求的不是一种文字规定和条文表述上的形式性协调，而是违法性评价和惩罚功能上的实质性协调。

在理论研究或司法实践中，体系解释迸发能量的场合，往往是与其他解释方法特别是目的解释交汇使用。其原因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对犯罪行为的性质有重大影响，而8个犯罪同属于金融诈骗罪，在主观要件方面应当具有相似性。这一款通常被称作准抢劫。（1）《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3] 这种作为概念法学理想的体系，被拉伦茨称为外部体系。此时，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

在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阶层犯罪论中，构成要件阶层的主客观要素类型、违法性阶层的正当化事由和责任阶层的责任阻却事由，例如，故意、过失、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客观归责、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刑事责任年龄、违法性认识等，都是在总则条文上予以统一规定或者在总论知识中统一塑造。[48]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94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解释的结果不应导致立法冗余。与之相应，可将体系解释的运用归为两种模式：以外部体系为基础的定位型解释和以内部体系为基础的协调型解释。[5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如按照上文所说前一种理解，则因洪某是非法持有毒品的犯罪分子，李某不能构成转移毒品罪。在刑法分则（第二编）内部，同样存在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在对兜底条款的内容进行解读的时候，往往会兼用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

与之相对，更重要也更常被运用的是基于内部体系的解释。蔡道通：《体系解释与目的限缩：行刑竞合案件解释规则研究》，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综上，由于李某是为非法持有毒品的洪某窝藏毒品，因此，其行为不符合《刑法》第349条规定的转移毒品罪的构成，不能对其以该罪论处，而应该以窝藏赃物罪论处。[2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4页。

[58] 在这个意义上，体系解释不是一个单兵突进的孤胆英雄，而是需要与目的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协同作战。相反意见认为，《刑法》设置危险驾驶罪时并没有对道路作限制性规定，故道路的范围应当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体系解释是法律解释的方法之一，而解释属于法教义学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作业。[39]不过，对于实现内部体系的统一性而言，化解矛盾不能简化理解为消除文义上的分歧，而是还包括协调价值层面的抵牾。相反，分则是针对个别犯罪的成立要件和法律后果的规定，各种犯罪的成立条件和刑罚后果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立法的体例结构上面，即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有意义的次序编排。

在分居期间，婚姻关系虽然形式上还存在，但已经处于非正常存续状态。[12]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有疑义的文字需要解释后才能适用，甚至任何法律规定都要经过解释才能适用，或者一个似乎含义十分明确的概念在遇到具体案件时也会使文义发生含混而需要解释。

[25][德]乌韦·迪特里希森：《法教义学的道路》，雷磊译，载舒国滢主编：《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与人工智能》，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9页。因此，从法律上讲，合法的夫妻之间不存在丈夫对妻子性权利自由的侵犯。

[1]尽管如此，关于体系解释的思想背景和具体类型，特别是在部门法中的实际操作，理论上仍然存在持续扩展和充实的空间。在这两处规定中，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文字表述完全相同，但是却跟随不同的法律后果。

总则把不同犯罪要件的共同点抽象并提炼出来，作出一般性的规定。概念法学将法律学理解为一个逻辑体系：法官的司法活动限于演绎，即基于预先表达好的或者说通过纯粹逻辑而形成的语句进行推论。例如，刑罚的种类和期限、公共财产、私人所有财产、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重伤、违反国家规定、首要分子等，在分则不同罪名中都会遭遇到这些概念，对其解释不能各行其是，而必须接受总则定义的统一管辖。但是经营信息的范围较为广泛，是否所有能被归入经营信息的情形，都能构成刑法上的商业秘密，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盗窃罪中围绕着有体物展开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平移到诈骗罪中，就会出现诈骗罪只保护有体物，而不保护无形的财产性利益的结果。从历史上看，首倡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作家都是要求法官严格地依照法律规定判案，甚至由此否认法官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而只能机械地按照三段论进行推理。

这里的哲学不是指自然法意义上的法哲学，而是指法科学的内在统一性的特质，也就是所谓的体系。因此，关键是要判断小区道路是否作为公用路段穿行使用。

在普赫塔看来，法学的使命在于重视法的逻辑或理性的一面，纯粹形式地处理法律问题，将制度的有机的关联通过（抽象的、一般的）概念之逻辑关联来加以呈现，旨在实现通过法学家的法的形式再造之正当化。从法院判决来看，是采用后一种理解，即将犯罪分子理解为任何毒品犯罪的犯罪分子，当然也包括非法持有毒品的犯罪分子。